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十七）

△ 这是河北民建 2020 年推送的第 261 篇文章 △ 

第六章　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1950年上海生生美术公司承印的

《肃清反动分子的任何阴谋破坏活动》宣传画

第三节　参加镇反运动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党在大陆遗留了200多万土匪、60多万特务以及6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他们以暗杀、爆炸、抢掠等方式从事破坏活动，严重危及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生活。为此，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1950年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为了取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镇反运动的理解与支持，毛泽东多次电示各地党政机关，要特别注意政策，不要四面出击，要集中力量稳、准、狠地打击反革命首恶分子。根据这一精神，中共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与。毛泽东曾把广东、广西的报告送给黄炎培，并附言说明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镇压反革命中处理涉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分子问题的指示》，规定对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开始反蒋斗争、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和真正起义的军官，在镇反中予以特殊照顾和宽大处理。这样，消除了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疑虑，对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了共识。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依据。随后，民建总会发出了《关于积极进行镇压反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要求各地分会组织成员认真学习镇反文件，鼓励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会道门的成员进行坦白登记，不得吸收有反革命嫌疑与不明历史底细的人入会。

　　各地分会按照总会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并配合政府积极做好工作。各地以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组织成员认真学习镇反条例。上海市临工会布置了有关“镇压反革命问题”的学习讨论提纲，对成员进行反特宣传教育。北京分会组织成员对罪犯案情进行调查了解，提出自己的调查意见供有关部门参考。武汉分会分筹委会针对“观望态度和侥幸心理”，召集工商界人士举行了三次座谈会。民建其他地方组织也组织成员认真学习文件，参与镇反工作。通过学习，成员普遍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各级组织还鼓励成员检举揭发，动员曾参加反动党团、会道门的成员坦白交代。与此同时，各级组织进行了清理整顿组织的工作，对个别混入民建的反革命分子及时予以清理。

　　民建参加镇反运动，配合政府保卫了新生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使成员受到了教育，纯洁了会的组织。

第七章　调整和明确工作方针

　　1951年底和1952年初，中共中央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民建各级组织和成员积极参加，经历了一次接受改造的考验和守法经营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民建召开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民建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方针。与此同时，民建协助中共和政府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为实现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市举办店员五反运动代表会议

第一节　参加“三反”、“五反”运动

　　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全国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发现一个共同现象，即一切重大贪污案件都是不法商人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说，机关人员的贪污行为往往与工商界有关，当查诘商店时，又发现不少漏税、行贿、送回扣等问题。此种风气根深蒂固，如不扑灭，难以整饬机关风气。他建议在工商界开展“消灭行贿、消灭回扣”的斗争。根据黄炎培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大、中城市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

　　1952年1月9日，民建总会发出通告，“最近全国各地正在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运动。我全体会员必须充分重视，热烈参加，积极行动，并与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和思想改造学习三大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进行”，“各地分会必须立即召集全体委员会议，详细讨论推进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步骤，组织专门委员会，通过会员小组会议，学习有关文件，先进行会内检查，在进行检查当中，必须主管负责，亲自动手，首先作认真地、彻底地自我检讨，同时号召自动坦白。”2月16日，民建总会致函各分会、筹委会，要求做好五项中心工作，即搜集及整理成员违法、犯法行为资料，每周详细汇报总会，以便研究处理；进行会内工作检查，从领导层到全体干部及服务人员，必须层层、人人彻底坦白，并尽量检举别人；进行推动、帮助工商界成员在“五反”运动中，大胆地坦白、检讨、批评及抢救工作；暂停发展成员及改选分会，彻底进行整理工作；刊出《民讯》的分会，应即改为油印快报，及时发挥战斗的组织与教育作用。

"三反五反"期间上海沪光电影院前的宣传标语

　　“三反”、“五反”运动对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民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工商界许多人对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有的态度消沉，有的企图“混关”，对坦白检举顾虑很多。在民建成员中也存在一些疑虑。此外，在运动初期，由于不少地方和单位曾一度发生简单粗暴的做法，乱抓资本家进行审讯和逼供，有的还提出要“打老虎”，使一些工商业者失去了生产经营的信心。黄炎培等通过调查研究，及时把情况报告毛泽东。中共中央及时指示各地纠正这种做法。到运动后期，人民政府成立了节约委员会，对有些定性不当和退补不实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处理。在运动中，民建各级组织反复向成员及工商界人士交代政策，引导他们划清与“五毒”的界限，端正态度，投入运动。

　　上海是我国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城市。运动搞得如何，直接关系着全局。陈毅在一次报告中，明确对303户工商界人士采取严肃教育、团结生产、保护过关的政策。把他们集中在市政协大楼，进行“互助互评”，“不单纯着眼于违法数字的大小，而是重视违法的情节和企业的性质，资方在政治上生产上的表现。”使303户的问题及早得到了解决，对上海的“五反”运动和恢复生产，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运动后期，上海成立“五反”评议委员会，复查审议一些重大案件，胡子婴、汤蒂因等担任评议委员。民建上海市分会参照政府对工商界成员的处理结果，按照总会在“三反”、“五反”中对成员的会内处理办法，区别不同情况，作了慎重的会内处理。

　　北京分会举行“三反”、“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制订了推进工作的具体计划。1952年1月，在中山公园召开新知识座谈会，黄炎培发表了《倡立四不公约》的演讲，提出以不行贿、不逃税、不诈欺、不送回扣来响应“三反”运动。天津分会号召成员带动全市工商界大胆揭露不法行为，配合政府做好工作。王光英被任命为市人民法院副审判长。

　　据24个地方组织的统计，参加运动的工商业者成员有2442人，占成员总数的52％。在成员经营和负责的1742户企业中，有1 054家企业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占61.2％；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有427户，占26.7％。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民建组织和成员经受了严峻考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为更好地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经营，奠定了基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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